「真正的民主」真的是「好东西」吗？
本文初次发布时间为 2019 年 12 月 22 日，原文为《民主四讲》的读书报告，稍有改动。未注明文献出处的引号引用部分均为《民主四讲》原文。
1. 「真正的民主」真的是「好东西」吗？
在《民主四讲》第三章《对民主制度的反思》开篇，作者给出了他反思的原理依据：
本书的全部论述基于一个简单的信念，真正的民主是个好东西。所谓「真正的民主」是人民当家作主的民主，而不是被阉割、经过无害化处理的民主。
现代民主由于多方利益集团交织与多种政治学说杂糅，包含了自由主义的价值本位，代议制度的程序特征和宪政规制的政府运行方式，形成了一套自洽而没有包含民主本质的话语体系。正如作者所言，在现代民主的语境下，民主被制度与思想「阉割」、「无害化」，使得其本身成为了一个次要的组成部分，从而使整个政治生活偏离了原先的民主所讨论的范畴。但是所谓「真正的民主」是否就能够真正成为一个「好东西」呢？
作者在文中提到，「如果一个政府不能履行基本的政府职能，那么不论它采取何种政治体制，这个国家的人民都不可能从中受益」。因此，这一部分将以「政治制度的效率是实现可持续的人民当家作主的前提」作为基本原理，以「尽可能多的公民能够从制度中受益」作为民主制度的功利性目的展开论述。
简单的「人民当家做主」的概念既没有给出一个有效率的社会政治分工方案，也无法在现在的经济状况下给出这种有效率的社会政治分工方案；同时，除了直接民主制以外，现在没有一个民主制度能够真正达到「人民当家做主」的民主化程度。而直接民主制下的「多数人的暴政」仍如高悬于顶的达摩克里斯之剑般时时刻刻敲打着人们，警示着直接民主的危害。在我看来，现代社会语境下的「真正的民主」能够导致多数人的暴政，必然会发生，哪怕是发生之后，危险性依然存在。
真正的民主必然在现代社会下导致多数人的暴政。第一，从逻辑上说，实行真正的民主，意味着制度的回退以及直接民主制的实施。正如柏拉图曾反对当时的城邦直接民主制的原因，「这个理念是错误的，因为它不允许分工。没有分工，就没有专业化，其后果是政治变成一种毫无效率的东西。」无法同社会生产效率水平相适应的低效政治制度会最终导向国家能力的衰弱，一如本书《民主兴起的条件》一章关于国家能力所记载的那样，「削弱政府往往不仅不能增进公民权利，反而可能危及他们已经享有的权利。」如果一个民主制度无法提高国家能力并最终使得一个国家达到善政良治的水平，那么几乎不会有国家会采用这种制度。实施直接民主制度的成本随着人口规模的增加其边际成本也在增加，加之以资源的有限性使得其现实可能性更加微小。第二，从事实上说，当代媒体的话语权掌握一方面让公众的过度关注以及被煽动的可能性不断增加，另一方面也增加了大众关注的盲区，亦即「漠视」的可能性，最终仍会退化为低效率的有限民主或是集体无意识的无限扩张。
而多数人的暴政的危险性并不仅仅在于过程本身，更凶险之处在于如何面对这种无责任暴政。几乎不可追责的性质使得这种暴政在客观势力上变得合乎实际。至于追责的成败，常常是以失败告终，且这种失败让追责本身也成了多数人暴政的对象。
诚然，我们所追求的现代民主是一种套着民主外壳的东西，但是真正的民主如果如同雅典的直接民主制一般效率低下，拥有很多无法解决的缺陷，那我们为何还要执着于真正的民主？作者在书的结尾建议使用抽签方式实施代议制的方式，有很多不妥之处。与陪审制度的公民抽签不同的是，诸多高度分化的领域的事务处理与决策是无法通过抽签的方式保证民主之下的效率的（而且陪审制度并非一帆风顺，有时陪审团对法律的无视也成为了陪审团制度里逃广受诟病的问题）。与其追求「真正的民主」，在当今社会，探索和改良成熟的现代民主制度更加具有现实意义。
2. 现代的民主制度的长期演进、均衡以及新一轮的考验
现代的民主制度以自由主义为价值基础，构建了公民民主的基本法律条件，提供了多元竞争的自由政治环境，创设了大众参与的方式，并且激发政府对公民的回应性，即保证了「政策在多大程度上反映了公民的需求、要求和偏好。」
纵观现代民主制度的发展过程，成熟的西方民主制度也经历了多方利益纠葛和长期演进过程，这一过程至今仍未完成。其民主形式——议会制的来源也并非雅典直接民主制的雏形，而是自中世纪贵族制的统治形式。以英国举例，从1188年的莱昂议会，到公元12世纪英格兰的御前会议，再到1265年蒙特福德议会与1295年的模范议会，其中体现的是（骑士）贵族势力与市民势力在国王召开的议会之中的权力扩张态势。其中公元14世纪英国议会向两院制的演进也彰显了多个势力派别的政治地位日益显著。而随着公元15到16世纪大航海时代的兴起与传统政治精英贵族势力的财产积累，王权与贵族产生的冲突所导致的英国内战和光荣革命进一步地扩张了平民院（下议院）的权力。而这一过程中，由于普选权尚未普及至所有公民，因此这一阶段的议会制仍旧难以冠以「民主」的称号，仍旧难以称之为代表广大公民的民主政体。但是英国早期贵族制议会是现代民主议会制度的雏形，它为现代民主政治提供了一种利益妥协的平台，使得自由主义所派生的多元主义得以在长期演进中融入今天较为成熟的西方民主制度。
从民主的发展历程看，在人类历史的绝大部分时间里，真正的民主一直被有产阶级和知识精英看作一种『坏东西』，他们曾对人民当家作主的前景怕得要死，也曾拼命地抵制这种民主。
除了少部分坚持人民主权观念的思想家（如卢梭），20世纪以前，历史上的多数思想家与政治家都对民主这一制度抱有抵触的态度。与此同时，现代政治制度的民主并非政治生活的核心，亦即民主这一概念本身在发展的过程中被偷换了：
「自由民主」、「宪政民主」、「代议民主」、「程序民主」……每一个修饰词都是对民主的限制。
正因为民主所代表的公权力的无限性，自由主义思想正是为了削弱这种无限权力；正因为民选政府的代表性与公权力移交的风险，宪政民主的运作方式使得国家公权力在宪法的制约之下运作；正因为直接民主高昂的政治参与代价与集体意志集中统一的需要，代议民主的程序制度使得与政治制度在效率与平等之间达到一种暂态均衡。
真正的民主化过程是普选权的缓慢推广，它让更多的人参与到政治活动中来，使得政府的产生有了法理上的公正性。然而，民主化过程的稀少恰恰体现了民主的横向窄化：
在雅典时期，民主的适用范围是无限大的，包括政治、社会、司法等各个方面，甚至延伸至私人领域。今天则不然，除了政治领域外，民主似乎普遍不适用。例如，公司的决策不能遵循民主的原则决定，公民私人生活的诸多方面也不用民主的方式决定，这就是所谓「自由」。
即便是真正的全民普选的实现依旧无法改变传统选举的贵族统治，甚至是现代选举的寡头化趋势。选举权平等和当选这资产资格审查的解除使人们相信普选政府即民主，在此过程中，民主、平等的概念被偷换了，公职分布的平等变为了选举权的平等；人民行使主权的政体变成了人民作为权力来源的政体。「选举本身就是一种不平等的做法，它不可能把所有公民都看作公职的潜在候选人，因而不可能给所有人提供担任公职的平等机会。」
然而，在我看来，谈论现代民主是否是真正的民主，不如先研究成熟的现代民主究竟是是否用异化后的民主实行有效的统治和国家能力的发展。首先，成熟的现代民主制度这一自洽的话语体系能够在逻辑与历史两个层面教化公民的现代民主观念与政治参与方式。在现代民主制度较为成熟的英国或美国，由于政治制度的规则长期受到经验与实践的认可，使得公民的参与和政权的交接在国家层面十分稳定。其次，就国家能力的发展而言，如果经济的腾飞可以归结为偶然因素，那么一个国家经济的稳定或稳定增长就绝不是一个两个偶然因素可以决定的。国家层面的「濡化能力、规管能力、统领能力」水平之高无疑在成熟的现代民主国家中体现的十分明显。因而，现代的民主政治曾经能够达到一种宏观上、长期上的均衡和稳定。
但是当代的社会环境的快速变化以及社群间冲突使得现代的民主政治渐渐失去了其执政合理性。低投票率、民粹主义、极端政治党派在议会中的话语地位的日益提高，这些都体现了公民对于现存的现代民主政治的质疑。对于建制的疑问与反对并非只有现代民主体制的外邦，体现公民对民主质疑的事情可能就在我们身边。2016年11月16日上海工程大学选区基层人大选举废票案就是相当一部分大学生群体对于政治生活的疏离与蔑视否定既有政治形态的表现。1也许这些新闻可以归咎为人民民主专政实现形式中一次尝试的小失败，但对于现存政治体制信任的丧失，究竟是又一次的阶级冲突？还是从未出现过的另一种情况：多元社会中不同社群的利益冲突的表象化？民粹主义的兴起与现代民主成熟体制的冲突究竟是建制派与泛民派的利益冲突，还是民主体制本身与国内外局势的冲突？如果是前者，这种利益冲突是否会动摇成熟的现代民主制度的稳定？面对新一轮的考验，现代的成熟民主制度要怎样采取措施，才能使得政治制度符合当下的社会实际？
3. 人治与法制规管真的是民主制度的极限吗？
我们今天谈论的民主是否仅仅是一种寡头政治的路径依赖？或者，果真如亚里士多德在两千多年前对人数多寡、执政动机的政体分类与排序一般，更加广泛化的寡头政治才是人类文明社会内部管理目前的最好方式吗？对于这个问题，我难以回答。但是在实现民主方面，似乎有一种新的希望：就是依靠技术的发展倒逼社会形态的进步。正如作者在《民主的实效与反思》一章中所说的那样：
电子民主……可以让更多的人直接（而不是通过代议士）了解、参与、影响政策制定。
民主的决策需要人的理性、利益权衡、政务官决策水平与事务官执行水平的综合考虑，而民主的危机与难点往往出现于理性人的利益冲突与利己主义的行为驱动。我以为这种「电子民主」可以更甚一步，帮助整个社会寻找到一批特定的完全无利益相关的理性人去执政，但那是后话了。
评论
登录后方可评论
登录/注册